收入增長的來源

　　從收入法GDP的角度看，居民收入本質上是經濟增長中分配到居民部門的部分。而如果把收入分配比作分蛋糕，那么決定居民收入的主要是兩方面，

　　一是蛋糕的大小，即當年創造的生產總值，經濟增長越快，居民從中獲得的收入也越多；

　　二是分配的比例，即居民在創造的價值中獲得的相對多少，一般與經濟制度和分配方式有關。

• 　　經濟決定收入水平

　　統計局將居民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分為四類：居民受雇和出賣勞動獲得的“工資性收入”；來自于生產經營活動的“家庭經營收入”；居民因擁有動產和不動產的而獲得的“財產性收入”；以及養老金、惠農補貼等居民無須付出對應物就可獲得的“轉移性收入”。

　　而這四類收入均與經濟增長緊密聯系。首先，經濟景氣時，企業盈利改善、社會經營活動旺，往往帶動居民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快速提升；其次，企業經營向好有利于公司股價上漲，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，而經濟繁榮伴隨利率上行，又會提高居民存款的利息收入；此外，政府收入增加，轉移支付的空間也更大。

　　具體來說，工資收入在居民各類收入中的占比超過一半，因此主導了居民收入整體的變化趨勢。從名義增速來看，01-07年我國GDP同比從9%提高到24%，居民工資收入增速則從8%增至17%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從9.2%增至17.2%，但隨著11年后我國經濟放緩，居民工資收入增速下滑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也回落到8%左右。

　　而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更直接決定于資產價格的表現，在我國主要是與利息、股市和房價相關。07年經濟過熱、多次加息，同時股市和樓市快速上行，帶來的結果是居民財產凈收入同比增速超過40%。09年股市、樓市反彈，對應著居民財產收入增速止跌回升。10-11年的密集加息，再度帶動居民財產收入增速提高。而15年以來，寬松的貨幣環境輪番刺激了股市和樓市，因而雖然居民存款利率下降，但整體財產性收入的增速依然保持平穩。

• 　　政策調節收入分配

　　經濟環境決定的是收入分配的總量，而政策因素則可以影響分配比例。常見的影響收入的政策包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調薪、較低工資標準、轉移支付和個人所得稅等。較近兩次居民收入增速的大幅提高，也與政策相關。

　　07年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漲薪，提高了國有單位工資增速。統計局將政府、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工資一同計入國有單位工資類別，在06年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下，我國上調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基礎工資，導致07年國有單位平均工資同比增速高達20%。由于當時國有單位工資總額在非私營單位工資中的占比達到57%，因此本輪薪酬調整對全國平均工資拉動作用明顯。

　　11年通脹背景下，各地大幅上調較低工資標準，則對其他單位工資起到了明顯的影響，帶動居民平均工資的提升。各地每年都會根據居民生活支出情況調整較低工資標準，主要影響的是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其他單位中低收入者的工資。10年的通貨膨脹導致11年較低工資標準升幅超過以往，當年其他單位平均工資的增速高達15.4%。

• 　　促進整體消費

　　收入與消費和價格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。一方面，經濟增長或者漲薪政策會提高居民收入，從而促進居民消費，而商品需求增加則進一步推升物價、抬高通脹。另一方面，貨幣超發等因素也可能引起通脹，而商品價格的上漲意味著消費名義總額增加，同時也會促使名義工資上調。

　　過去居民收入的每一次快速增長，都促進了消費增速的提升。可支配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較重要因素。一方面，居民的實際收入決定了其購買能力，對當期消費形成預算約束，另一方面，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也影響著居民的消費意愿。

　　例如，07年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推升了消費增速。07年經濟高速增長，GDP同比達14.2%，同時通脹抬頭，政府出臺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加薪政策，當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跳升到17.2%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也上升到16.8%。到08年，雖然通脹大幅回落，但社消零售年度同比依然高達21.6%，居民的實際消費繼續擴大。

　　而11年收入增長也支撐了消費的持續改善。10年通脹在寬松貨幣的刺激下走高，導致消費名義同比大增18.4%，同時也催生了居民增收政策的出臺。11年各地大幅上調較低工資標準、個稅起征點也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，當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達14.1%。而在10年消費的高基數效應下，11年消費并沒有明顯下滑，同比仍維持在17.1%的高位，這背后正是收入提高的支撐。

• 　　擴大必需消費

　　進一步從消費結構來看，收入提高對消費的影響更集中地體現在必需品以及金銀珠寶的需求。通過對比2007年和2011年，我們發現兩個時期金銀珠寶類消費增速均超過平均水平22個百分點，而必需品類如日用品、食品煙酒和服裝鞋帽的消費增速也高于平均水平8到10個百分點。

　　而盡管家具、家電和建材消費在07和11年同樣快速增長，但考慮到07年和09年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分別高增25%和45%，因而地產相關的建材、家具和家電消費的回升，可能與房地產銷售高增的關系更為直接。

• 　　收入穩定，增長平緩

　　當前，居民人均收入的漲幅已隨經濟增速一同趨緩。11年后隨著經濟增長放緩，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下降到了8%左右。16年除了居民轉移凈收入的增速保持在10%以上，其余收入增速相比14年均明顯下降，財產性收入同比增長8.6%，工資性收入增速8.0%，而經營凈收入增速僅6.6%。

　　而通過薪酬調整政策促進居民增收的效果也在減弱。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，非國有單位的工資占總工資的比重已從07年的不到40%持續上升到16年的60%以上。調升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工資的政策，對提高整體工資水平起到的效果在減弱，一個明顯的對比是，07年公務員加薪大幅帶動了整體平均工資的顯著上升，而15年公務員加薪幅度同樣很大，但居民平均工資的整體增速變化卻不明顯。

• 　　財富升值，影響幾何？

　　形成對比的是，這兩年房價飆升帶來居民持有房產的升值，居民財富保持較快增長。過去兩年從一二線到三四線，房價輪番上漲，一方面，增加了居民的財產性收入，鏈家估算16年全國二手房交易規模已達5萬億元，16年人均財產性收入同比也一度高達13%，今年二季度再度反彈到10%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居民持有的房產明顯升值，帶來財富效應，按照招行私人財富報告估算，16年底中國個人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約165萬億元，其中投資性不動產凈值在30萬億元左右，假設平均房價上漲10%，對應可投資資產規模就升值3萬億元。

　　那么，房價上漲及其帶來的財富增值，又會如何影響消費呢？

　　從歷史看，房價上漲和財富升值，有助于部分可選消費和高端消費的增加。00年以來，房價經歷了四次快速上漲，都導致了家電、金銀珠寶和體育娛樂用品等可選消費的快速增加。16年房價飆升，帶動家電消費增速接近15%，體育娛樂用品增速超過20%。同時，居民財富增值對高端和奢侈品消費需求的貢獻同樣顯著，二手房房價與澳門博彩收入具有極強的同步性，同時也是以高端汽車、白酒、化妝品以及奢侈品等為內容的富豪消費價格指數的靠前指標。

　　但是，房價上漲對居民整體消費的帶動并不明顯。雖然房價上漲往往伴隨著銷量高增，對應帶動地產相關的家具、家電等消費，但這些產品在社會整體消費結構中的占比卻不高，家具、建材、和家電類合計僅占社消零售的10%。尤其到11年以后，房價與全社會消費增速的之間的相關幾乎消失，12年和16年兩個地產銷售和房價大幅上漲的時期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反而維持震蕩走弱的表現。

　　甚至，房價過快上漲促使居民大舉加杠桿，舉債增速遠超收入增長，進一步加重了居民的債務負擔，擠壓消費能力。過去我國居民的貸款增長滯后于存款增長，反映的是居民財富增加時會增加負債，行為相對穩健，但15年以來，居民收入和存款的增速都相對平穩，貸款增速卻從15%大幅攀升到24%，意味著居民債務負擔在加重。因此，即便地產相關和高端消費品有支撐，居民整體消費能力卻依然受到擠壓。

　　在居民消費中比重更大的是食品、服裝鞋帽、日用品等必需品，主要由可支配收入決定。由于可居民支配收入增長平穩，今年以來居民對必需品的消費并未顯著增加，服裝鞋帽紡織類的零售額增速保持低位，日用品銷售額同比降至7%，而糧食食品飲料煙酒的消費短暫反彈后較近3個月也接連回落到8%以下，縱使面臨上游漲價，消費品的價格也難以全面回升，消費品CPI僅從年初的負值小幅回升到1%。

　　因此，財富升值對消費的貢獻有限，較終決定消費需求的還是居民的收入。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，僅僅刺激了可選和奢侈品為主的高端消費，而地產相關消費雖然被拉動，在社會總體消費中的比重卻不高，對整體消費貢獻有限，甚至在居民償債壓力加大的情況下，還會反過來侵蝕居民的消費能力、擠壓其他消費。所以，依靠房價上漲和帶來的財富升值拉動居民消費并不現實，未來只有發展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的產業，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，抑制短期投機和過度舉債，才能支撐居民消費的長期提升！